《面包与自由》：二十一世纪如何重新认真对待无政府主义？

作者：吴强

（上）

长期以来，无政府主义被等同洪水猛兽，意味着取消国家和政府后的混乱和失序，至多只在马克思主义早期论战历史中被轻描淡写地提到，但是新近发生的两桩故事——阿萨奇的被捕和区块链的兴起——却在提醒人们，新一波无政府主义正在二十一世纪回归，而且可能是唯一能够有效对抗当下席卷全球的新民粹主义和新民族主义浪潮的政治力量。

事实上，在更早例如占领华尔街——一个最近也是最大规模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我们就能看到无政府主义之父——彼得.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无处不在，他的灵魂在全球化的天空中游荡，作为占领运动的理论家David Graeber，就是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他认为1989年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的破灭、而2008年金融危机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破灭，从此迎来无政府主义的复兴。而他所简单描述的一个不需要军队、监狱和警察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秩序，几乎和一百年前克鲁泡特金的论述没有任何差异。

彼得·克鲁泡特金(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

这也是克鲁泡特金的经典著作《面包与自由》的精髓和主张，也是无政府主义至今仍存魅力的原因，尽管大多数人即使严肃认真的学者们也都同意无政府主义很难适用在更大的范围、或者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譬如英国卫报2015年的一篇评论讲到，20世纪以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失败了，金融危机和全球化的危机表明资本主义也失败了，现在到了需要重新发现克鲁泡特金的时候了。

巴金曾经总结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原理：个人的充分的自由，集体间的自由协（合）意以及成为社会习惯的休戚相关（共同体）。这巴金在1929年，也是克鲁泡特金逝世八周年之际写的总结。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是一大哲学原理，而且依靠这些原理和共同体的实践，人类可能建设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当然，他所评价的时代背景，是基于当时两大原理——自由和强权的斗争，而反对强权，追求自由正是克鲁泡特金毕生的追求和主义所在。

巴金原名李尧棠，他的这个终生笔名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两位俄罗斯无政府主义大师名字的合体，最直接表达了巴金的毕生追求和信仰，和对克鲁泡特金的崇拜，虽然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个人崇拜并无必要。但是，正如另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奥斯卡.王尔德对克鲁泡特金的形容，是一位美丽的白种基督徒，很能代表克氏还有像托尔斯泰等等诸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公众形象和他们的美丽心灵。巴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他是《面包与自由》一书的翻译者，1920年代还创办了《半月》、《民众》和《平等》等无政府主义刊物，积极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想。

而克鲁泡特金本人，被称作亲王-克鲁泡特金，生于动荡的1842年，是一位俄罗斯贵族，属于罗曼诺夫王朝之前的俄罗斯宫廷家族，母亲是一位哥萨克将军的女儿，家族在俄罗斯三个省拥有1200名男性农奴。克鲁泡特金从小接受精英的军事训练，在年轻时就很支持沙皇1861年的农奴解放令，并追随另一位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走上了无政府主义道路。当然，最初接触无政府主义，还是他在东西伯利亚服役期间，通过流放政治犯——米哈伊洛夫那里得到的蒲鲁东的著作。相比巴枯宁的激烈和受尽迫害，多才多艺的克鲁泡特金虽然也多次被流放、被驱逐，但终身都保持着和俄罗斯地理学会、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等地理学会的学术联系，以为地理杂志撰稿养活了自己，也从他的科考经历、从进化论的角度论述动物天然的互助本能，也是他的《互助论》的基础，以此反对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就以落后就要挨打的强国论或者成功学和996的面貌出现。对地理（探险）的热情和兴趣贯穿了他的一生，虽然不乏掩护身份的实际作用，但这种知识趣味和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联始终是后人关注的问题之一。至少，与他主张的全工制度对照，也是马克思之谓的打破分工而活得个人全面发展的通晓各种技能，克鲁泡特金是身体力行者，或者从自身的通才发展经历中获得启发。

他的主张并不复杂，远没有蒲鲁东那样模糊，寻求个人自由和反对强权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体两面。而所谓强权，对无政府主义来说，意味着两个敌对的制度：资本主义，和国家与政府制度。在《面包与自由》里，克鲁泡特金说，“因为少数人禁止其他的人生产他们的必需物品，二强迫他们去制造那些于大众的生活不必要而于独占者却有最大利益的东西。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在这里了。” 针对这样一种资本的强权，相应的，克鲁泡特金主张“万物为万人所有”。“无论男女，只要能够分担正当的工作，他们便有权利来正当地分配万人所生产的万物，这种分配足以担保万人的安乐。” 他反对早前如蒲鲁东所倡导的所谓“做工的权利”，而主张“安乐的权利”，主张过“适意的生活”，且是“万人的安乐”，更重要的权利“在于人们有权利来决定他们自己如何才是适意。的生活，要保证这种适意的生活须生产何物，何种东西是无用而应该排斥的”。

克鲁泡特金把做工的权利——从更早的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到今天包括国际劳工组织也提倡的所谓做工的权利——只是资本主义强权下使工人永远成为工钱奴隶和苦役者，譬如富士康生产线三的工人，或者今天被志愿加班的码农们，做工的权利成为“商业制度的踏车而已”。相对的，安乐的权利，则是社会革命，也就是克鲁泡特金反复强调的无政府主义所寻求的社会变革方式，一种不同于暴动的方法，新的方法，也是即将到来的革命。

最迫切的，克鲁泡特金所倡导的此种革命，是针对1793、1848 和1871年法国的历次革命而言。在他看来，每次革命的失败都是因为不能践行此种无政府的共产主义，解决面包与自由的双重问题，从而一次次陷入危机，被强权所譖取。当然，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譬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里，克鲁泡特金并不主张一起喝斯巴达汤的食堂体制。他对食物的解决方案和废除资本主义的工钱制度、甚至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制度都有关，认为取决于各地革命的情形，最基本的，是培养人的全工能力，在革命之后普遍地劳动和生产粮食，分配土地，并且自由交换，寻求一切大胆可行的方式。他借用蒲鲁东的话说，要破坏和建设同时地进行。不仅适用粮食，也适用住房、衣服等等人类必需品。

坦率地讲，克鲁泡特金对经济和分配的构想存在着许多空想成分，尽管他十分反对书斋式的空想。但是，这些问题提出和解决方案却是因应19世纪历次革命特别是巴黎公社的教训和经验，包括当时成功的合作社和大的联社。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也对巴黎公社的这一社会革命欢呼，肯定公社把国家政权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阶级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级所私有。所以，马克思把巴黎公社看作社会的解放和劳动的解放，工人阶级所打倒的则是“国家政权的这种最后的和最淫贱的形式，它的最高级的也是最低劣的现实，而且也只有这个阶级能够使社会摆脱它。至于议会制度，它早已被它自己的胜利和帝国葬送，工人阶级必需做的只是不让它复活。” 这也是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核心，反对国家制度的强权，主张建立一个无政府的社会系统。

在这意义上，克鲁泡特金所倡导的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肯定并无多大不同，甚至可以把巴黎公社归功于无政府主义的宝贵实践。不过，1872年在瑞士才加入国际工人协会(IWA)——也是马克思写作《法兰西内战》同时冠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的组织——的克鲁泡特金，却在此时发现很不喜欢IWA的社会主义风格，而更欣赏从IWA/第一国际分裂出去的、巴枯宁创建的、以制表工人为主体的卢拉联盟(Jura Federation)，开始深入研究无政府主义信条，从此拉开了与更偏向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想的距离。可以说，围绕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反思，共产主义道路产生了分岔。相对于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克鲁泡特金追求的是一条和平革命的道路, 在资本国家暴力控制的民主世界和冷战后的21世纪反倒更具可行性, 获得了更广泛的响应。

《面包与自由》这本书便是克鲁泡特金流亡期间所写，1886年起在瑞士的《反抗者》与《反抗》杂志上连载发表，1892年印成单行本。在克鲁泡特金几可等身的海量著作中，这本书是对他全部社会思想的概括。这里的所谓面包，含义广泛，首先是一切人的面包，其次是指人类生活的一切其他必需品；而自由，则是人们在政治上的一切自由。他相信，在自由联合的基础上，人们以互助形式和科学方法可以创造人类所需要的面包，也就是无政府的共产主义。

区别于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克鲁泡特金在《面包与自由》里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互助合作就可以满足人们的必需品，也就是面包所指，过上“适意的生活”，而依靠自由合意则可能在更大地区和世界范围内解决人们原本以为需要独裁和国家才能解决的公共品供给问题，例如分散铁路网络的形成，或者解决无政府共同体如何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下生存的基本问题。应该说，就如此书还有他在另一本《互助论》里所例举的， 在现实生活中，即便远离革命，依旧有着许多互助的具体形式和政治的可能，如工会，只是工会并非工人互助需要的唯一形式，合作的各种社团，从缝衣社到丧葬社，从行会到报纸，都可能成为互助合作的形式，从古到今存续发展。例如今天全世界范围内仍然壮大的各种合作社，从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到日本、台湾的太太合作社，从德意志地区发达的合作住房和合作金融到法国占工会大多数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等等。中国的供销合作社其源头也在于此，只是不堪国家和资本的双重压力而陷入困境，而近年来鼓励发展的所谓生产合作社其实际运行效果也并不明显。毕竟中国的今天社会和法律环境已经难觅无政府主义的精神，“闻无色变”大概是自奉马克思主义者的执政党和广大普通群众的共同认知。

更待到1970年代后的第二波全球化昭示的一方面极度丰裕和消费主义流行，另一方面却是上层阶级占有一半以上社会财富乃至集中到1%的富人手中，而99%的人们仍然需要为剩余的一点杯羹而苦苦工作，人们才重新意识到克鲁泡特金理论的价值：这些辛苦糊口的工作和工资制度，如同克鲁泡特金所说的“商业制度的踏车”，继续奴役着每个人，所以克鲁泡特金主义者Graeber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称之为垃圾工作(bullshit jobs)， 也是当下中国世界工厂模式对劳动者过度剥削的根源——国家和资本主义双重密集强权的压迫。

实现的基础，在克鲁泡特金另一本重要著作《互助论》中说得更为明白，互助既是动物和人类的天性，作为人类协同的真正形式，也是自由本身。巴金在1931年解释说，克鲁泡特金说的自由就是平等，是安那其，是无限曲变化，是比例性，简言之就是权利和义务的均衡，然后成为“我们道德观念的真正基础”。与此相关，甚至历史上不时产生的新宗教，也多有互助主义的道德基础。克鲁泡特金举例说，“最初的佛教、基督教和摩拉维亚教派等宗教群体所采取的联合形式，在性质上是回复来早期部落生活中最好的互助形式。”也即，在人类的道德进步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互助而不是斗争，是人类更高尚的进化的最好保证。

在这意义上，克鲁泡特金拉开了与强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差异。事实上，克鲁泡特金和他同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都是平和、善良、高尚的人，追求社会进步的人，一如克鲁泡特金本人的人格特质，包括梭罗、爱默生、王尔德、托尔斯泰等等。所以，在1880-1920年代期间，在与追求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竞争中，无政府主义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共同体，特别是在南欧和美国。在瑞士和法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那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从未停止斗争，尤其在法国，掌握了超过80%的工会组织。而美国当时的世界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或称Wobblies，则被当时的人们看作世界范围内与苏俄的布尔什维克并列的两大新兴组织之一，尽管他们因为承认民主参与而消弱了群众组织的力量，也因为少数激进团体的存在遭致国家镇压。他们还是因此影响了中共早期发展，也催生了印度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抗争，虽然甘地更倾心托尔斯泰。

但是，克鲁泡特金终其一生都被俄罗斯和流亡国的政府牵涉在所谓激进案件中，几乎代表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命运，既影响和培养了大批追随者，也塑造了公众对无政府主义的认知，遗留至今。

克鲁泡特金的纪念碑

1872年，因为当年才卷入的一个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柴可夫斯基圈子，克鲁泡特金被逮捕，关押在彼得和保罗堡垒。不过，因为贵族身份，他得以在监室里继续他的地理研究。1876年，开审前夕，他被转移到圣彼得堡的一处管理相对宽松的监狱，然后在朋友帮助下越狱成功，前往英格兰，后移到瑞士，便有加入汝拉联盟、开始无政府主义事业的故事。在1881年，刺杀亚历山大二世消息传来，他被瑞士当局驱逐，回到伦敦，参加了当年7月的无政府主义者大会，发表演说。1882年稍晚回到法国后，仅仅因为他的第一国际身份再次被捕，1883年在里昂被判处五年监禁。在朋友们的呼吁和营救下，1886年他提早获释，回到英国，直到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他返回俄罗斯，结束了40年的流亡生涯，1921年2月去世。(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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